论国体
中国情形纷扰，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，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。故欲设立坚固政府，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，不当取决于少数。
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，即为君主立宪政体，从前满、汉歧视之处，自当一扫而空之。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。
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，一跃而跻共和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。然世凯深以吾国之未进步为忧也，深望我国民常处于不足，勿夸张自满也，深望以公诚推与，勿互相猜忌也。四万万心惟一心，国乃强。
后清帝逊位，共和告成，以五大族之不弃，推为临时大总统。此种政体，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，本无足异；乃事权牵掣，无可进行。
西儒恒言：立宪国重法律，共和国重道德。顾道德为体，而法律为用。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，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。
共和政体者，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，而大众严守之，若法律外之自由，则共耻之。
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，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，改革以后，人民受种种激刺，言之惨然。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，不敢行一扰民之政，而无术预防暴民，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，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。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，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。
盖在主张帝制者，本图巩固国基，然爱国非其道，转足以害国；其反对帝制者，亦为发抒政见，然断不至矫枉过正，危及国家，务各激发天良，捐除意见，同心协力，共济时艰，使我神州华裔，免同室操戈之祸，化乖戾为祥和。总之，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
谈施政
古今立国之道，惟在整饬纪纲，修明法度，使内外相系，强弱相安，乃可巩固国基，争存宇内。
世凯向持锐进主义，不甘以畏难保守自居，数十年苦心经营，当为诸君所共见共谅。但现值改革之后，亟当维持秩序，利用厚生，建设从稳健入手，措置以实事为归。
民国成立，宜以实业为先务，故分设农林、工商两部，以尽协助提倡之义，凡学校生徒，尤宜趋重实业，以培国本。
欲国之长治久安，必使人人皆有生计，而欲达此目的，则必趋重于农工商。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欲为实业家。
国家既采法治主义，庶政皆藉法律以行。而国会纷争，议案丛脞，累日不能决一条，经月不能颁一律。律文既缺，何所遵依？而国家作用，一旦不能滞停，政府措施，触处动成违法。以云责任，更安取裁？
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，以国家人民之重，未可作孤注之一掷，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，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。
实业之不发达，厥有二因：一在教育之幼稚，一在资本之缺少。无论何项实业，皆与科学相关，理化之不知，汽电之不讲，人方以学战、以商战，我则墨守旧法，迷信空谈。
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，即政治、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，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。
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，是国家主义，而实世界主义，世界文明之极，无非以己之有余，济人之不足，使社会各得其所，几无国界可言。孔子喜言大同，吾国现行共和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。
夫国家者国民之公产也，故效法列强先进之精神，当以国利民富为前提。
谈宗教
人民信教自由，举凡各教，均一视大同，毫无偏倚，不论其信教与否，亦不论其信仰何教，均须互相尊重，悉泯猜疑，冀享幸福。
谈二次革命
乃本年七月间，少数暴民破坏统一，倾覆国家，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。余为救国救民计，不得已而用兵，幸人心厌乱，将士用命，不及两月，内乱敉平。
民国初年，一二桀黠之徒，利用国民弱点，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，无界说之自由，谬种流传，人禽莫辨，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。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，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……一个国家不必愁贫，不必忧弱，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，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。
谈道德善恶
吾国民性最驯，惟薄于守法习惯，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，习之既久，则道德日高。
道德范围广大，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，余所能领会者，约言之，则忠信笃敬而已。
忠之本义，忠于一国，非忠于一人也。人人以国为本位，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，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。
吾国向重信义，近来人心不古，习为诪张，立身且难，何况立国。
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，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，自有不可磨灭者存。乃或偏于理想，毁弃一切，不做实事，专说大话，未得外国之一长，先抛本国之所有，天性浇薄，传染成风，本之不存，叶将焉附？
有恒心，然后有恒业。人而无恒，则有事时犯一乱字，无事时犯一偷字。
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，民之好恶虽不尽同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，大致奉公守法者，则为是为善，越礼犯义者，则为非为恶。余愿国人有辨别心。
若以贫弱不堪之国，不学他人之文明，而惟学其奢华，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。
每念今日大患，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。苟人心有向善之机，即国本有底安之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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